现在的资产比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非金融类国有企业资产占非金融类社会总资产的比例为30.2% （2014年），这就意味着非金融类 广义民营 企业（非国有企业）资产占非金融类社会总资产的比例近70%。

从GDP来讲，据《人民日报》提供的数据，2015年 狭义民营 （非公经济）已经占到60%以上。按此计算，2015年全国GDP67.7万亿，其中公有经济（包括国有+集体+各种混合经济等）占40%，约27万亿元；（狭义民营）已占60%，约40.7万亿元。如果按国有与非国有划分，非国有部分（ 广义民营 ）估计也在70%以上。在民营经济占大块的情况下，它的下滑，对整个国家影响很大。其下滑的原因相当复杂，在此不累述，我只强调一句：推进结构性改革，急需发挥面广量大的民营企业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同志曾提出 三不变 （非公经济地位和作用没有变，促进发展非公经济方针政策没有变，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没有变）。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研究：在 三不变 的指导下，我们需要哪些变革？这里，我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三大改革：

首先，产权保护，矫正社会预期。产权保护制度，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还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资源环境体制等 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的基石。没有一套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也难以建立。理论和实践一再说明，只有对产权予以严格保护，才能稳定人们的社会预期（包括投资预期），才能规范并保障各种主体的行为（包括经营行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包括经济秩序）。

孟子有句名言：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 。孟子所提恒产与恒心的关系，值得决策者反思。

民间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原因固然很多，可以列出多条，但有一条无论如何不可否认，与民营企业缺乏产权保护的安全感有内在的关系。实践中，我们看到，公权力对产权保护并不到位，政府自身的违约和政策不稳定，侵害民营企业合法产权和权益的事件屡见不鲜；同时，不同所有制产权保护不平等，总的来说，对非公有产权的保护弱于对公有产权，特别是国有产权的保护(当然，国有企业 内部人控制 和国有资产流失等腐败问题也存在)。可见，民间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折射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也是相当深刻的。它表明，现在人们社会预期不佳，特别是民营投资者投资预期不佳。既然预期不佳，何来投资信心？基石不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完善？一整套制度如何成熟、如何定型？

我不是研究政治学和意识形态学的。我只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严格地保护产权，包括公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产权。应该严肃查处侵犯公有和非公有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在民营企业问题上，可否掌握两点：第一，对由于历史原因，民营企业过去经营不规范的问题（所谓 过错 问题），不应该再盲目地翻旧账，过去就过去了；第二，对民营企业产权方面申诉的案件则应认真甄别，确属冤案的应予以纠正、赔偿，在全国抓若干典型案例。有关方面应该大力度出手，根据法律来完善产权制度，矫正并稳定社会预期，给整个社会发派 定心丸 ，给整个社会打造 定盘星 。

当然，这并不是要超国民待遇，我的想法只是公平 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第一，权利平等；第二，机会平等；第三，规则平等。尤其是强调废除各种违反公平原则的不合理规定。我在《包容性改革论》书里提出， 包容国有与民营 ， 国有民营都是共和国的亲儿子 。尽管对此有争议，有批评（甚至是批判），但我还是坚持此观点。

其次，市场准入，尤其是对垄断部门。第一，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止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四个字 非禁即入。禁止是明确的，允许也是明确的，但是政府的眼光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把天下的事都考虑得那么周到，还有 非禁非允类 ，应以 非禁即入 原则。第二，凡是我国政府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当前重点可锁定六大领域：电力、电信、交通（民航、铁路、邮政、港口、公路）、石油、天然气、市政。民营企业下一步应参与到这些垄断性行业的改革中去。

第三，政府发挥好 辅 的作用。现在有关方面已经提出新型政商关系。有关政商关系，我提一个字： 辅 。老子《道德经》有一句话很有哲理，他说圣人 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 。这个 辅 是《道德经》一大亮点。 圣人 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可以看成政府、决策者、管理者，要把握 辅 的奥妙，这个 辅 字，也是治国理政的 大智慧 。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